一座被寻千年从未被盗的汉王墓
1983年6月9日上午，广东省政府下属单位在削低17.7米的象岗山顶部开挖公寓楼的墙基时，发现一块块平整的大石板，好象一处地下建筑。在场的人有的猜想是防空洞，有的说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军火库，有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竟准备撬开石板一睹为快。此时工地负责人邓钦友赶到现场，下令停工，并马上通知了市文管会考古队。初来探查的考古队员从外表看还以为又是一座明代石室墓，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用手电筒从石间裂缝察看，判断出是座西汉的墓葬。为彻底查清墓中情况，夜幕降临后待工人散去，才派人冒险从裂缝下到墓中，惊喜地认定这是一座岭南首次发现的汉代彩绘石室墓。后经勘探，在墓的周围没有陪葬坑，整个象岗由其独占。6月24日，国务院李鹏和田纪云副总理就《关于发掘广州象岗大型汉墓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7月1日国家文物局派专家组将批文和田野考古发掘证送到广州。
厚葬汉墓千年只闻其声却不见影
由于汉代盛行厚葬，这座墓传闻陪葬甚丰。从三国时期的孙权带兵搜墓起，它就一直被盗墓贼盯着、找着，却从来只在文献中存在，一直找不到真身。沦陷时期日本历史学家也来广州找过，始终是水中捞月。上世纪50年代，国内的考古队踏遍了广州的越秀山、白云山及许多小山岭，也是空手而归。殊不知，南越王竟把墓室筑在广州越秀山西侧象岗山的腹心深处，距离地面有20米。
保护古墓的临时工棚
古代帝王都非常重视墓葬位置的选择。一是出于风水的考虑，二是怕后人盗扰而设置许多疑团。
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之墓隐藏在象岗山腹心深处，选址十分考究。象岗山原是越秀山最西边的小岗，海拔49.17米，因形似 大象而得名。象岗的西边是广州两大湖泊之一的芝兰湖，原为一个古海湾，唐时还是珠江上一天然避风港，后被泥沙淤塞。墓葬所在地依山傍水，风水极佳。
墓葬位于古番禺城的西边，一直到明清时期仍处于城市的西郊。随着市区的扩张，现在已地处繁华的闹市。
墓葬与清代广州城区关系（A为南越王墓） 墓葬在今日广州城中的地理位置
1983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广东省博物馆联合组成的“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由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任队长。8月25日开始发掘，市主要领导都参加了动工仪式。发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掘墓道和墓室前部的前室及东、西耳室，从起吊墓道填塞的大石开始。发掘以有“御库”之称的西耳室最为复杂，其随葬品数量大、品类多，层层叠压，为了不扰乱器物间的原有关系，完整地取回各种资料，考古队采取了搭架悬空发掘的方法。第二阶段开始发掘墓室的后半部分，前室通往主棺室的第二道石门与石墙封闭得很严，门的铜环、铜臼早已与轴锈在一起，只能将门下挖一条坑道，把门下沉后才打开。覆盖在地面表层的泥土和石块，使进入主棺室的发掘者一时还难解墓主之谜，便耐心地用小平头铲和竹签细细地清理，发现墓主身着丝缕玉衣，身上置有“帝印”、“泰子”金印和“赵眜“名章。据史书记载，只有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和第二代王赵胡曾僭越称帝，赵眜何许人也？直到9月22日晚在玉衣上胸部发现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墓主赵眜就是南越国第二代王自称文帝的赵胡。兴奋的队员继续发掘，9月28日用“竹签插取套装“的办法成功地完成了玉衣的整取。随后清理了东、西侧室和后藏室，于10月6日上午，最后一批珍宝运出墓室，历时43天的发掘圆满结束。这次发出土了1000所件（套）珍贵文物，令世人震惊。这次发掘是中央和地方联手进行的一次科学而成功的发掘，运用了当时较先进的技术手段，为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基础。西汉南越王墓于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耳室发掘 主棺室发掘
墓葬结构：墓室主体按挖竖穴的方法构建，东、西耳室掏洞而成，整体平面呈“士”字形。墓室座北朝南，南北长10.68米，东西最宽12.24米，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选用粗加工的750多块红砂岩筑成。墓室共有七室，前部有前室、东耳室、西耳室，后部有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和后藏室。前室石门南端有一4.12米外藏椁，椁南为斜坡形墓道。
墓室的营建
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用于营建自己的陵墓。诸侯王也效法，生前投巨资和劳力修筑阴宅。南越国前两代王在位时也慕效帝王行事。墓葬构筑在离山顶约20米的的山腹深处，按挖竖穴和横向掏洞的方法构建，开挖墓室，估计需凿岩石3000立方，然后回填，足见工程规模相当浩大。
墓室的石料来源（莲花山采石场照片）
南越王墓所处的象岗山主体属陆海碎屑沉积岩，与墓室建筑所用的红砂岩不同，说明建墓并未就地取材。经地质部门鉴定，建墓用的750块红砂岩石材是从距广州20海里的莲花山水路运来。墓门和顶盖石的石料与广州北部的飞鹅岭极为相似。
夹缝生存的南越国
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六国。建朝初期，秦国背腹受两大强敌，北面匈奴和岭南的百越。秦始皇两次派将谴兵攻伐百越，最终在公元前214年正式把岭南地区纳入秦王朝的版图，设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
南越国的开国之君赵佗便是其中一位将领。占据岭南后，他没有回朝，与秦军一起常驻百越。汉******秦朝之际，赵佗即出兵桂林、象郡，于公元前203年，宣布割据岭南，建南越国，自封南越国国王。
面对错综复杂且文化相距甚大的百越社会，赵佗采用“一国两制”和“一国多制”的政策，摆出尊重越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南越国与汉的联系也从未间断，对汉称臣，对内称王，但君王始终向往中原文化。
在夹缝中，南越国存活了93年，共五代越王。其中，赵佗在位六十七年，跨越了南越国历史的一大半，儿子都没他长寿，王位直接传给了孙子赵眜——南越王墓的墓主人。
汉朝盛行厚葬，高级贵族更是奢僭无度，第二代南越王也极力仿效。墓中随葬器物的数量、品类，在岭南汉墓中均数第一，有青铜器、陶器、铁器、金银器、玉石器、象牙器、漆器、竹木器、丝织衣物、药石等十多类。凡是墓主生前的饮食器用、穿戴完赏之物，包括武器、礼乐器、车马帷帐、婢妾侍从（有的用明器、佣人代替）等，无不充塞其中。
在南越王博物馆众多出土文物中，以下这六件文物无论在造型、做工方面，还是文物价值等各方考量，都绝不容错过。
NO.1 文帝行玺印
文帝行玺印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位置。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是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应是南越文王的发布命令的官印。
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出土时，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文帝行玺”金印主要特点以龙为钮，黄金铸成，僭称帝玺，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它与先前发现的“皇后玉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秦汉实行的印玺制，此外，它还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和文物价值。
从这些印玺可以看出墓主赵眜对汉王朝皇帝的情绪非常复杂，一方面他借鉴和模仿汉王朝礼制，但另一方面又僭越汉礼制，甚至还体现出自己的特殊性。
汉王朝，一般帝王逝世后才会被加封谥号。但赵眜在生前就已为自己加尊号“文帝”，并制作文帝行玺印。
这枚方形金印，含金量98%，24k金，要知道汉代以金为材质的印并不常见。而且金印钮背蟠龙疾走，霍霍有生气，正面赫然铭刻着四字篆书“文帝行玺”，书体端庄，刀法严谨。
它的重要性在于向世人宣告了古墓的主人就是《史记》、《汉书》两书记载的第二代南越王赵眜。虽然只有3.1厘米，但它却是目前西汉时期出土的最大皇帝印章，而且还是已知考古发掘出来的唯一一颗帝印，称得上绝世古墓中的镇墓之宝。
NO.2 丝缕玉衣
丝缕玉衣
玉衣又称“玉匣”，是汉代帝王和高级贵族死时穿用的敛服。以玉衣作敛装的习俗在历史上曾经风行了三百余年。
汉人迷信玉，以为玉衣可使尸体不腐。目前中国考古出土的完整玉衣有十几套，南越王的丝缕玉衣是我国迄今所见的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玉衣。
南越王的丝缕玉衣，长1.73米，共用了2291片玉，用丝线穿系和麻布粘贴编缀做成。分为：头套、上身衣、袖套、手套、裤筒和鞋六部分。
出土时，因南越王尸体和编缀玉衣的丝线已经腐朽，玉片散落在地，专家花了三年多时间修整复原，可以想见两千多年前制作玉衣更是如何的耗费人力和物力。
丝缕玉衣头部
丝缕玉衣手部
丝缕玉衣下身
NO.3龙凤纹重环玉佩
从出土的玉器来看，赵眜绝对称得上是一位“玉痴”，240余件玉器遍布各个葬室，不仅仅在数量上独占鳌头，而且玉器的构思设计、雕刻工艺也卓越超群。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
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厚0.5厘米。是一件装饰玉器，堪称国宝。它出土于墓主右眼位置，青白玉雕成，土沁呈黄白色。在设计上，玉佩分为内外两圈，内圈透雕一条游龙，外圈透雕一只凤鸟，站在龙的前爪之上。
龙尾和后爪伸向外圈，凤冠和尾羽上下延成卷云纹，把外圈空间填满。凤鸟回眸凝望游龙，龙凤似喃喃细语，妙韵天成。龙凤相对，寓意吉祥。这件玉佩雕镂精细，构图完美和谐，主次分明，是汉代玉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它的器形图案被选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的馆徽。
NO.4犀角形玉杯
汉代的玉器容器本来就少见，这件角形玉杯更是国之瑰宝，自出土后便受到广泛关注。它高18.4厘米，由整块温润细腻的新疆和田玉雕琢而成，器表有一生动逼真的尖嘴兽纹饰。全器布局巧妙，运用了线雕、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雕工精湛。
犀角形玉杯
这件角形玉杯，出土自墓主棺椁头箱。用一整块青玉雕而成，呈犀牛角造型，口椭圆，腹中空。高18.4厘米，口径5.9-6.7厘米，口缘厚0.2厘米，重372.7克。器表上面线刻一尖嘴兽，回环往复，生动逼真。
相传犀牛角的酒杯可以溶解毒物，玉虽不能解毒，南越国的玉匠却借题发挥，就着石头的形状施刀，综合运用玉雕的各种工艺方法，在器身上巧妙布局各层纹饰，再经过细致的打磨，二千年后玉角杯仍放射出温和恬润的光泽。这件稀世之宝已被国家列入64件永久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
NO.5 银盒
银盒
银盒盖身相合呈扁球形。盖子和盒身上采用锤牒工艺制成对向交错的蒜头型凸纹。这种工艺与纹饰、造型是古代西亚波斯银器的特点，而与中国本土的不同。
专家认为这是一件海外舶来品，银盒进入中国后，工匠根据汉代银器的特点，在盖子上焊接了盖钮，在盒底加了圈足，还在器身上留下了许多铭文。西汉时期，广州已是中国重要的港口和商品集散地。
NO.6鎏金铜框架漆木屏风
鎏金铜框架漆木屏风（复制品）
屏风是室内陈设的用具。这件屏风出土于主棺室东侧，是我国汉代考古首次发现的实用漆木屏风。
由于出土时屏风部分已朽烂，仅存一些铜构件和漆片散落在地，专家们根据构件的出土位置、构件造型科学复原。
这件屏风不仅规模大，而且结构奇巧。它中间的屏门可以向外开启，两侧的翼障以折叠构件连接，可以展开。它的上部装饰有插着羽毛的朱雀和双面兽首造型的顶饰，中间是红黑两色的卷云纹图案，下部是人操蛇造型的托座。
汉朝建立后，中原漆业大盛，用漆技术登峰造级，漆膜光滑细腻。南越王墓出土的这副通长3米的鎏金铜框架漆木屏风，内胎体虽已腐朽殆尽，但外漆膜仍然完好如出。可看出屏风结构复杂，气势雄伟，屏上线条流畅飘飞，宛如风动，极有中原风貌。
更吸引眼球的是屏风上造型奇特的托座构件。人操蛇托座构件，构件下半部是一个跪坐力士俑，两眼圆瞪，口衔一条双头蛇，双手各操一蛇，双脚也各夹一蛇。
屏风铜人操蛇托座
通高：31.5厘米 横长：15.8厘米
人操蛇托座是屏风下面的折叠构件，青铜铸造，遍体鎏金，出土共有两件。托座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一个直角形的构件，用来套合屏风。下半部分是一个越族大力士抓住五条蛇的形象，力士两眼圆瞪，眼珠外突，鼻短而高，口衔一条两头蛇，身着短袖上衣，下体着露膝短裤，赤着双脚，双手抓蛇，双腿夹蛇，四蛇相互缠绕，向左右延伸。外连一组云纹。
南方多蛇，古代越族人有抓蛇、食蛇并以蛇为图腾的习俗，越人操蛇象征着祛邪避恶。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大门石墙上的两组大型浮雕的主题就是操蛇的男女越神，体现出南方越文化的特色。
另外两件相似的铜蟠龙托座，由一龙、二蛇、三青蛙组成，蟠龙半蹲在托座上，口含一蛙，昂首曲体盘尾，四脚踏在两蛇构成的支座上，两蛇还各卷着一只青蛙。青蛙在古代有生殖崇拜的寓意，因下雨前会叫，所以古人会把青蛙称为雨神，除了龙、蛇，青蛙也被加入了寓意组合。
屏风铜蟠龙托座
通高：33.5厘米 通长：27.8厘米
蟠龙托座是屏风下面的构件，蟠龙托座由一条龙、两条蛇、三只青蛙组成，龙的四只足踩在一个由两条蛇组成的支座之上，支座为双蛇合体，蛇身各卷缠一只青蛙，龙的四肢微微下蹲，一只青蛙伏在龙口之中，前肢抓住龙口的边缘，神态安稳。
屏风铜蛇纹托座
这件屏风现已按原样复制展示，它不仅器型硕大，且中间的屏门可以向外开启，两侧的翼障以折叠构件链接，结构奇巧，还是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最大的实用漆木屏风。
自2002年起，铜屏风的5件构件就被国家列入禁止处境的文物之一，可见其珍贵程度。
